房产税对穷人有好处 限购保护既得利益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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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如何处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是将来改革的难点。一次分配的重点还是要讲效率，二次分配则需要政府设立一个好的机制来让富人多出点钱，转移给穷人 ]

**报告坚定了**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，也重申了中国仍然处于**主义的初级阶段。这两者成为政府制定经济政策和**政策的重要考量因素。

下一步改革应该吸取以往的哪些经验和教训？应该如何对上述两者进行平衡？政府应该采取何种政策来缩小收入分配的鸿沟，如何能做到让“富人多出钱，穷人少出钱”？带着这些问题，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**、著名经济学家厉无畏。

仍然要“防左”

第一财经日报：你对****报告的总依据有何感触？

厉无畏：****报告提出，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**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。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**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，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**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。

这让我想到小平同志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曾说过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既要“防右”也要“防左”，但主要是“防左”。这个论断在当前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“极左”的表现虽然比**和“**”时期有所减少、形式也发生了些变化，但这种思维方式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某些人群中。

在我看来，现在的防左主要是指加快发展和改善民生不能超越**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。正如**总**所说：“我们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”。他还强调三个“不仅而且”：一是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牢记**主义初级阶段，而且在**建设、文化建设、**建设、生态文明建设也要牢牢记住**主义初级阶段；二是不仅经济总量低的时候要牢记**主义初级阶段，经济总量高的时候也要牢记**主义初级阶段；三是不仅在部署长远工作时要立足**主义初级阶段，在日常工作安排时也要牢记**主义初级阶段。

日报：那您认为，“左”在当前表现为哪些形式？应该如何“防左”？

厉无畏：当前“左”的表现大致为三种形式。首先是超越我国现阶段的时代特征，在经济改革和**改革上进行“**”。比如收费问题，很多项目都要求免费，有些是“过头”了。(**时说吃饭不要钱，然而一年后饭就不够吃了，甚至饿肚子了)。

其实从经济学角度看，有些收费并非是仅为获利，而是为避免浪费、避免破坏环境、或考虑持续发展回收部分成本。

以高速公路为例，高速公路前期收费是为了收回投资成本，但高速公路也需要日常管理和维修，免费必须有财力来做支持。这种情况下应该提倡少收而非完全免费，若只收1/3或1/4的费用，不仅能降低物流成本，也能保证高速公路的可持续发展。

有人会说，高速公路是公益事业不能收费。但实际上，与普通公路相比，它的公益范围是有限的。高速公路上只有汽车能上去，买不起汽车的人骑自行车是不能上去的。一些发达国家实行的也是普通公路不收费，高速公路要收费。

其次，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到，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当前仍然存在“浮夸风”，(**时浮夸成风，虚报粮食亩产甚至超万斤)。近年来各种经济数据造假虚报的现象也不罕见。正是因为有这种情况的存在，总****才会特别强调必须挤掉经济增长中的“水分”，实现有效益、有质量、可持续的增长。

第三，打着**的口号走极端，很多事情“做过头”。(“**”期间打着扫四旧的口号，破坏了许多文化遗产)。比如，这次**事件之后，有人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砸车打人，这种过激的行为只会对**稳定和发展带来一定的问题。

因此，一方面在制定经济和**发展目标的时候必须量力而行，否则就会带来负面影响。有些目标定得太高而实现不了，达不到人民的期望值，人民的幸福感就会下降。另一方面还要防止虚报成绩和各种过激的行为。

既得利益是改革难点

日报：****提出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转变市场经济增长方式，您认为推进未来改革的方向和难点是什么？

厉无畏：****已经明确提出改革的方向是**主义市场经济，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键，我们党派(中国****委员会)也曾经多次给中央提出建议要破除垄断，培育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。我认为，坚持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意味着宏观调控要更多地采用市场手段，行政手段不能常态化。

比如房地产调控，我认为，实施房产税显然比限购令更加对穷人有好处。限购令持续时间太长就会产生副作用，它实际上保护了那些已经购了多套房的既得利益者。但如果收一点房产税，拿房产税补贴公租房、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，则对大家都有好处。

房产税设计也应该采取“宽税基、低税率”和累进的原则，第一套(或在规定人均居住面积以下)可以不收，第二套或超过规定人均居住面积的可少收一点，税率不能高，比如按照市价的万分之一至万分之二的税率来征收，最高也不要超过万分之五。房产税征收之后，拥有多套住房的人负担必然会加重，促使他们出租或出售，从而增加市场的供应量和一定的竞争性。这样房价就会逐渐回归正常。

如何处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是将来改革的难点。一次分配的重点还是要讲效率，二次分配则需要政府设立一个好的机制来让富人多出点钱，转移给穷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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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报：那怎么样才能做到“有钱人多出钱，没钱人少出钱”？

厉无畏：尽可能采用市场手段而非行政手段来建立“让有钱人多出钱，让没钱人少出钱”的机制，这不仅仅是调节收入分配的手段，也是扩大内需的手段。

比如说房地产调控，政府的调控目标首先是让老百姓有房子住，其次是防止出现金融危机，限购限价这些政策就太具体了。政府以低税率收点房产税用于保障性住房，实际上也就实现了“让富人多出点钱，让穷人少出点钱”。还有，就是大力发展服务业，尤其是现代服务业。

市场化的手段并非现在才有，春秋时期的管仲在治理齐国时就提出一个观念，即“让富人散资于民”，他想出个办法把一种画有花纹的彩色鸡蛋推荐给达官贵人，价格比普通鸡蛋高**倍。画花纹增加了就业，彩鸡蛋价格贵增加了政府税收，同时彩蛋满足了富人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，从而达到了三方的共赢。

这对于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是有一定启示的，就像鸡蛋一样，富人可吃彩蛋，穷人吃普通鸡蛋，公共服务也要分层次，基本的公共服务必须由政府来保障，高端的服务则可以拿出来进行市场化，多提供一些服务，一些优质的服务，让内需扩大一点，让有钱人多出点钱，达到高端的满足。而政府可通过转移支付帮助穷人。

改革需兼听则明

日报：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改革应加强顶层设计，建议重设一个超越既得利益的新机构来推进改革，您对此怎么看？

厉无畏：顶层设计是没有错的，改革必须要有一个涉及大方向的总体考虑。但不管是以什么方式，不管是谁来做这个事情，都要广泛听取意见，不能只听一部分人的意见。

日报：民革中央曾经多次向**中央提出打破垄断和国企改革的建议，国企利润上交比例过低长期以来备受**关注，您对此有什么看法？

厉无畏：国企有一部分是国家资本，除了交税之外，上交一点利润是应该的。在利润分配中，企业发展、劳动者福利以及上交国家这三部分如何划分需要制定一个标准，比如企业发展资金占到40%，劳动者福利占到30%，上交国家30%，企业可以依据这个标准来做。如果三方对此标准有异议，还可以进行讨论修改，但现在的关键是没有标准可依，相关部门应该克服障碍尽快制定。

日报：****报告提出要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，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，推动先进制造业的健康发展。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实现跨越的关键因素，您如何看待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对制造业转型所带来的影响？

厉无畏：中国制造业要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效益提高方面转变。尽管中国占世界制造业的产出为19.8%，略高于美国的19.4%。但表面上的繁荣并不能掩盖我国制造业的困难和问题，那就是核心技术以及重大设备对外依赖度还非常高。

劳动力价格最终还是看劳动生产率。以国际比较来看，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远低于美国。中国近年来劳动生产率也在逐步提高，工资增长也是市场规律，并不能过分依靠行政来干预。近年来中国工人的工资实现大幅增长确实给企业造成了一定的压力。企业需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消化这部分成本。这是一个系统工程，提高劳动率必然要进行技术改造，国家应该给以相应的金融支持，尤其是对中小企业，这在现行的政策体系中是有点欠缺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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